1872年,北京琉璃厂地区暗流涌动,青铜器价格突然飙升,引发收藏界大地震。当时,著名评估师王易蓉给潘祖印写了一封长信,汇报青铜器的市场情况:“归还后能回来真的很高兴。松竹与六七种无声乐器结合在一起,这对西方人很有价值。(包括来自英国的消息,这也是事实。铜价有一段时间在上涨。昨天只是他的一个娱乐之夜,这就是事情的变化。)”王易蓉信中提到的“西方人”是在英国驻华大使馆工作的“布医生”。他买了很多青铜器,不管青铜器上是否有铭文,他的举动都非常慷慨和大胆,令人震惊。

1872年是首都青铜器价格迅速上涨的一年。潘祖印今年在给吴盛达的信中愤怒地说:“非利士人生活在陌生的地方,各种可恨的事情(古泉在其中一件事上没有成功,已经受到谴责。)已被解雇。袋子已经用完了,那些声称有价值的人通常能赚成千上万美元。我真的不在乎人们是生是死。”当时,首都最大的青铜收藏家潘祖印(Pan Zuyin)出生在“三代官员中,过去拜访过花卉,是工业部官方司的助理部长。

也是在1872年,上海的一个道教寺庙沈炳成以5000两银子的高价买下了一个西周时期的青铜重铜钟。这笔钱足够购买苏州著名的“住宅花园”和北京的10个四合院。

郭树忠西周青铜器

历史一角的偶然开启,反映了当时神秘的收藏世界:从青铜器到玉器、字画收藏,晚清社会的许多官员和文士都参与了古董和艺术品收藏,而收藏的信息传递、价格变化、物流和买卖过程中的结算,这些细节都与官员和买家的收入支出、权力和财富密切相关,现在博物馆里的许多文物一度易手,流离失所...

近日,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院长、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馆长白沈倩发表了题为“晚清官方收藏活动研究”的演讲。他以晚清高级官员兼金石收藏家吴大成为例,分析了晚清最后一批文人官场的收藏秘密、社会机制和复杂背景。本次讲座是2019年由中国艺术研究院高等艺术与人文学院主办的第五次“艺术与人文高端讲座”。石蕊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历史系和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尹继安和中央美术学院副教授黄晓峰参加了同期的讨论。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与人文高等研究院副院长梁志平主持了讨论。

沈倩白

白沈倩本人也是书法家。他于1978年被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录取,毕业后留在学校教书。他于1986年去美国学习政治学。他很快专攻艺术史。他于1996年获得耶鲁大学艺术史博士学位,并在美国任教已久。他一直致力于傅山和吴大成的研究。他出版了《傅山的世界:17世纪中国书法的演变》、《傅山的交流与娱乐——艺术史与社会史的个案研究》、《从过去学习与隽隽的家——古典书法问题的反思》、《吴大成及其延伸学派》、《晚清公务活动文集研究——以吴大成及其朋友为中心》等著作,以及《沈倩书法文选》、《张充和诗画选》等其他书籍。

吴大成的“朋友圈”

本次讲座是根据他的新书《晚清官办收藏研究——以吴大成和他的朋友为中心》编写的,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分析晚清文物市场和政府官员的收藏活动。第二部分从信息、票号和运输三个方面分析晚清收藏活动中的网络要素。第二部分从吴大成的收支和收藏入手,探讨清末官员在民族危机时期的收藏行为和复杂心理。

一开始,他说他从1992年开始关注吴大成。起初,他只是随便收集吴大成的照片。后来,他发现这个人特别有趣。他选择吴大成研究晚清藏书,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自2001年以来,白沈倩开始发表相关论文,并撰写了近20篇与吴大成有关的文章。他发现吴达成不仅作为一名官员工作出色,在晚清政治文化界非常活跃,而且是一位非常重要的学者、收藏家和书法家。此外,从他的祖父和父亲到他,甚至他的孙子吴湖帆,收藏家的传统尤其值得研究。

吴盛达

吴大成出生在苏州。他是1868年的进士。他曾任国子监编辑、广东巡抚、河道巡抚、湖南巡抚。他是学者、书法家和收藏家。他的祖父和父亲都喜欢收藏艺术品,他的祖父韩冲在道光和咸丰时期是一个有影响力的收藏家。

在吴大成的“朋友圈”中,如吴云、古文滨、潘祖印家族、陈介祺、李宏毅、沈秉诚、沈书勇、王明鸾、王易蓉、叶池昌、卢新源、叶蓝燕、李戴宗、苗孙权、盛宇等。都是那个时代非常重要的收藏家。当时,收藏活动非常活跃的地区有北京、苏州、上海、浙江、陕西、山东和广东。这也与吴大成的人生历程有关:他在苏州长大,太平天国时期在上海避难两年,在北京、陕西和广东担任官员,与山东的收藏家有着密切的联系。

吴大成的收藏品包括青铜器、玉器、印章(包括印章)、陶器、石雕、字画、瓷器、硬币和拓片。多少人?早在1893年,吴大成就在《精英收集的古代器物记录》中写道:“我一生中有很好的古代文字记录,我在商周时期就广泛地寻找钟鼎和易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已经获得了200多件人工制品,超过以前的记录未能匹配。收集好古玉,测试其系统大小,张贵碧胡聪黄杂配件属于300多件,而玉、玉姑、碧、散碧、角和黄中鲁聪,所有汉唐儒学都没有见到。好藏青铜玉玺,李周千枚纽扣,汉官私印三千多枚纽扣;这样我们就可以收集古泉刀,用它的文字来弥补古代巴的不足。还有数百种。”

晚清文物市场研究有七大难点,其中最突出的是1872年。

白沈倩指出,研究晚清文物市场和政府官员的收藏活动有七大难点:

一是研究文学艺术市场和收藏活动。谈到市场,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市场价格的问题。描述19世纪下半叶艺术品的市场价格是一项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任务,因为中国学者很少在官方作品中提及艺术品的价格,而且很难看到收藏家完整的艺术品和古董价格表,记录他们自己购买的艺术品和古董的价格。幸运的是,晚清文人喜欢写日记,只能粗略地从他们的日记、笔记和信件中重构出来。

第二个难点是价格记录通常非常简短,如“某某制作的景观轴,极细,30金”,作品的大小不详,在许多情况下没有实物或图片,很难找出艺术品的质量和价格之间的对应关系。

第三个问题是数据的不平衡。例如,吴盛达是一个名人。他给名人的朋友写信,有时提到文物的价格。这些信更容易保存。他写给文物贩子的一些信也被保存了下来。然而,那些文物贩子写给他的信和账簿很难看到。

第四个问题是地区差异:古董通常在出土地点最便宜,当运到其他地方时,价格会高得多,这很难找到。此外,艺术品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商品,很难设定统一的价格。

第五个困难是文物经销商的能力。文物经销商的能力和买方的知识结构都会影响最终交易价格,能力的差异很难反映当前的市场价格。

第六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找出不同时期艺术品价格的变化,这就需要跟踪同一件艺术品在不同时期的售价。这很难做到,因为例子很少。

第七个问题是晚清的货币体系相对混乱。有时使用白银,有时使用外币,有时白银的重量和定价方法各地都不一样,不同时期外币和白银的价格比也不同,铜和白银的价格比也不同。因此,在研究市场价格时应该考虑这个因素。此外,我们还应该考虑国际因素对白银价格的影响。“虽然有这么多困难,与上一代相比,晚清的资料已经很多了,所以有些题目过去很难做。现在我们可以试着谈论它们了。”

当时青铜器、书法、绘画和拓片的市场价格是多少?白沈倩说,他对青铜器价格的讨论有两个特点。首先,他主要依靠来自世界各地的信件来描述19世纪70年代初从北方和南方收集青铜器的热潮,这一热潮迅速推高了市场价格,并发现了西方人在其中的作用。其次,以郭树忠为例,跟踪青铜器50多年的价格变化。

白沈倩在王易蓉写给潘祖印的一封长信中发现,1872年,一位英国“布博士”(斯蒂芬·伍德顿·布什尔,1844-1908年中文通常翻译成布什利、斯蒂芬·伍顿·布什尔,有时翻译成布什尔)开始大量购买青铜器,这直接导致了北京青铜器的价格飙升。薄士力于1868年获得伦敦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同年,他去了北京,在英国驻华大使馆当医生,也在帝国理工学院当医学老师。

然而,震惊并没有持续多久,因为在随后的信件中,王易蓉没有再次提到“布疗师”。后来,吴大成在给韩学义的一封信中提到,“首都所有的吉祥黄金都来自潘宝荣”,这表明潘祖印仍然是首都最大的青铜收藏家。然而,1872年确实是首都青铜器价格迅速上涨的一年。就连潘祖印也很气愤,在给吴大成的信中说:“非利士人住在陌生的地方,很可恶。”今年7月28日,吴盛达受潘祖印的委托,给苏州收藏家李稼夫写了一封信,询问自甘佳以来一直流通的周中的价格,因为潘祖印想买下它。“郭叔叔的钟值2000元,这难道不是一个很好的回应吗?”就在潘祖印对价格仍然耿耿于怀的时候,能够与潘祖印在经济实力上竞争的南方收藏家开始这样做。郭树忠被上海的金兰生收购。金兰生原本想把它卖给一个上海大商人,但在1872年冬天,这个郭树忠被另一个西藏人,当时上海道台的沈炳成,以5000两银子买下。这个价格,在那个时候,大概可以买到苏州的花园。

白沈倩在攀登中发现,郭树忠的价格从嘉庆的1200两白银急剧变化到1872年的5000两白银。不仅如此,在1872年和第二年,古董市场价格飙升,这与当时的经济复苏有关,也与国际白银价格的变化有关。

吴大成书信手稿

信息、票号、运输:收集活动中的网络要素

白沈倩问:晚清官员征集活动背后的社会机制是什么?他认为,当时收藏家之间的激烈竞争,特别是不同地方的收藏活动,最能揭示当时官员热衷于收藏的社会机制。该系列位于不同的地方。谁在信息获取、交易结算和物流运输方面资源最多,谁就有可能赢得竞争。首先,获取信息极其重要,而信件是当时信息传递的主要手段。

吴大成的老师和著名收藏家吴云(1811-1883)在集茂(1879)闰三月给吴大成的信中说:“你所需要做的就是用一匹马将封缄并把封缄的旧书交给傅和范。它又快又稳定。”可以看出,吴大成等高级官员使用官方邮件系统自带私人信件。

至于票号,由于清末的货币混乱,当时的通用货币银币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颜色和重量标准,给商业交易带来了很多不稳定因素。因此,银行票号在异地结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吴大成委托盛宣怀在山东购买600多枚邮票的信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通过票号在不同的地方进行交易。此外,在收藏的运输中,吴盛达等官员利用他们在官场的人脉和体制内的诸多便利,利用公共资源做私人事情,因此古董的占有非常严重。白沈倩说:“(他们)在不同的地方付款和送货。像京东和淘宝一样,他们可以看到自己已经有了这种整体分配的概念。”

白前-沈在研究晚清官员的收支和征收时,以吴达诚为例,指出吴达诚既没有留下任何收支账目,也没有将收支账目记录在日记中。幸运的是,他的家庭书籍经常提到他的各种收入,为后人研究他的收入提供了一些原始数据。

吴大成的后政府收入渠道包括工资、诚信钱、公共支出、营业收入、馈赠钱等灰色收入。就支出而言,他最大的支出是他汇回家买农田的钱和他送人的礼物。他的礼物清单有三项记录:1890年至少1900两,1895年2800两,1892年最多4050两。官员的收入和支出与税收密切相关。只有当他们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他们才能进行收集。当时,京官非常依赖当地官员的礼物,最富有的是当地官员。例如,一个富人区的陶台的收入相当可观。如果是一名负责特殊经济的官员,收入就更惊人了。他们花了数千美元购买收藏品,一次捐赠7200两。

1889年,吴盛达被任命为河东总督。这是他担任最高官员的时候。今年,他决定“为古玉放弃吉祥黄金”。因为青铜器太贵,而且当时古玉的价格还没有上涨,他开始在陕西、河南、山东、北京、上海、苏州等地购买古玉。依靠社交网络,他成为晚清第一个收集古玉的人。

从吴达诚今年的主要著作《古於菟考》中,白前-沈发现了一个有趣的变化:当《古於菟考》于1889年4月出版时,有一个名为“十桂方善”的印章,8月25日成为“30曹刿汤”,12月成为“58毕64聪72桂经社”。1889年,吴达成除了完成《於菟考》之外,还开始写另一本重要的书《称重与测量实验考试》。这两部作品不同于他的另外两部重要作品《说文古八考》和《阴斋吉谷录》,都是研究题字。古玉没有铭文,图画取决于实物。正是因为吴大成拥有大量的古玉,他才能完成对古代器物的研究。因此,白沈倩认为,与晚清官员征集活动密切相关的学术活动也在此时呈现出新的规模,为20世纪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的转变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1889年,吴大成的印章从“十吉”改为“七十二吉”

如果政府官员在和平时期积极参与收藏活动,他们可能会招致较少的批评,并引起收藏家的内心焦虑。因为作为一种文化活动,收藏品本身可以被视为和平与繁荣的象征。然而,当清朝正处于紧要关头时,这些官员如何处理“玩物失去意志”的问题呢?在国家危难之际,晚清官僚如何为他们的收藏活动找到理论依据,如何更轻松地进行收藏?白沈倩说,作为一名高级政府官员,包括吴盛达在内的许多晚清收藏家都直接参与了当时解决这一焦虑的重要政治活动。例如,吴大成积极参加洋务运动。甚至在1894年的中日战争中,他利用湖南巡抚邀请湘军出境线作战。

然而,尽管这些高级收藏家当时直接参与了政治,他们还是投入了大量的金钱和精力来收藏一些被一些人视为“长物”的艺术品和古董,而“失去玩的意愿”的焦虑总是重现。今天,我们很难看到晚清官僚收藏家对他们的文物收藏活动作出特殊的理论阐释。然而,从他们的一些通信和其他学术活动中,我们仍然可以找到一些简短的讨论和他们所反映的想法。

例如,收集好的书籍被认为是促进简单科学的一个好行为,“石林总能听到赞美之声”;收集青铜器被解释为“爱的词语”,而不是“爱的物品”。一旦收集活动转化为学术活动,其意义也将改变。因为学术研究,特别是当它与传统的经学和史学联系在一起时,情况就不同了,没有人会认为学术研究是一个“死亡的玩物”

演讲结束时,白沈倩总结说,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晚清官员的征集活动上。然而,这是一个巨大变革的时代。晚清的收藏活动也开始显示出这些变化的迹象。首先,外国收藏家进行了干预。19世纪70年代,英国的“布医生”震动了首都。20世纪,外国收藏家进行了深入的干预,许多文物流出。第二是民族资本家的崛起。20世纪,中国收藏史上的主要角色——官员,逐渐被商人所取代。

在与台湾的对话中,白沈倩还与著名艺术史学家、中央美术学院古代书画专家尹继安教授、北京大学石蕊、中央美术学院黄晓峰、主持人梁志平讨论了白沈倩关于“晚清官员玩物野心丧失”、收藏中隐藏的竞争和“白手套”的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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