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史研究在史料收集和利用的范围和重点以及阐释的视角上都取得了重大突破和创新。例如,碑铭、族谱、合同、日记、图像甚至口头材料都包括在现有史料的范围内。信息图片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社会史的起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梁启超的新史学。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社会史大辩论的基础上,中国社会史研究取得了第一批开创性的成果。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史研究在传统中逐渐发展。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史的突然出现给历史研究带来了新的视角和方法。同时,它也给历史领域带来了各种思想,成为历史改革创新的重要动力之一。回顾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发展,对于促进中国史学的更好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当我们回顾新中国成立70年来社会历史的发展时,首先要看20世纪上半叶。当时,梁启超率先呼吁“历史革命”,用“人民的历史”代替“君主的历史”,而“人民的历史必须探究全体人民的运动和进步,即全体人民的经验及其相互关系”。梁启超也是“社会生活研究”和“区域研究”的倡导者。这些命题实际上代表了这一时期一群学者的观点。例如,李大钊指出,“人类历史应该包括一切社会生活现象和广泛的活动”。吕思勉指出,“史学解释了为什么社会是这样,也就是为什么现在的社会是这样”。这一时期的社会史研究在三个方面仍有重要发展。一是对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如傅一玲的《福建佃农经济史丛书》已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经典著作。梁钟芳把经济学和社会学结合起来,他的著作《明代鱼鳞图谱考》、《一鞭法》和《明代黄皮书考》也是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基础著作。第二个是民俗运动。1920年底,北京大学成立了北大歌谣研究会,随后成立了风俗调查协会和方言调查协会。1927年11月,顾颉刚、钟敬文、容祖祖等人在中山大学成立了民俗学会,“旨在调查、收集和研究全国各地各民族的民俗”。第三是社会法史。例如,瞿同祖写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不仅是一部法制史,也是一部社会史著作,催生了一个新的法律社会史学术研究方向。

继承传统中的社会史创新

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学已成为中国历史研究的指导思想。这一时期历史研究的热点是中国古代历史阶段、资本主义萌芽阶段、农民战争阶段、封建土地所有制阶段和汉族形成阶段,这些阶段后来被称为“五朵金花”。虽然对这五大主题的讨论早在民国就已被宣布,但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它才被充分“激活”,成为历史研究的中心议题。

虽然对“五朵金花”的讨论存在一些偏差,但客观上促进了社会史研究的某些方面和内容的深入。例如,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促进了社会和经济史上的显著成就。关于农民战争的讨论促进了关于人民历史作用的讨论,特别是他们在社会和政治动荡时期的作用。关于土地所有权的讨论充分揭示了皇权、地主和农民之间以土地为中心的复杂关系。对中国古代历史分期的讨论促进了对分期所涉及的历史分期的社会形态的深入研究。关于汉族形成的讨论促进了历史上民族关系的研究。

也正是在“五朵金花”讨论的背景下,民国时期开辟的许多社会史研究领域得到了进一步拓展。

傅一玲在厦门大学中国高等院校历史系设立了第一个中国社会经济研究室,出版了《明清商人与商业资本》、《明代江南市民经济初探》、《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等书籍。梁钟芳于1949年南迁,1952年10月被任命为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他还负责经济系中国经济史课程的教学和研究。1957年,梁钟芳出版了《明代粮食部长制》,后来完成了《中国历代户籍统计、土地税统计》。两位学者相互呼应,为后来的闽粤学派脱颖而出奠定了基础。

对社会生活史的研究仍然活跃。李亚农的《殷朝社会生活》、韩国潘的《唐天宝农民生活一瞥》、王耀的《中世纪文人生活》和冯尔康的《清代婚姻制度与妇女社会地位述评》。杨宽的《古代史新探》论述了古代社会生活中的皇冠仪式、盛大的收藏仪式、乡村饮酒仪式、宴会仪式、祭祀礼物和射击仪式。虽然清代西北大学的陈至在蒲雪的指导下学习,但他特别关心底层工人的生活历史。他对汉代工人的形式、汉代人民的日常生活、汉代士兵的日常生活、汉代米粮的价格和内郡边境的价格进行了专门的研究。他说他想“创造人类历史、手工业历史,而不是帝国家谱”。这一论断不仅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人民的历史观,也从源头上反映了梁启超的“人民史观”。

宗族问题自近代以来一直受到严复、何启、李大钊、陈独秀和毛泽东的关注。林华钥、吕思勉、陶希圣、王国维、曾贤等人开始进行专题研究。1949年以后,中国古代史的划分和亚洲生产方式的讨论推动了学者们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杨宽对西周春秋时期宗法制和贵族组织的研究,李雪芹对殷代亲属制度的论述,金方静对宗法制的论述,童书业对宗法制与封建制度关系的论述,傅一玲对宗法制对中国封建社会和经济的干预的论述,左彭云对宗祠形成和功能的论述, 族长与宗族权利,徐杨洁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农村公社与宗族制度的论述,都极大地推进了这一时期的宗族研究。 唐常茹从社会经济史的角度切入魏晋贵族社会,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世纪社会经济史和宗族组织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秘密社会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有许多功能。1910年初,光复会的重要领导人陶张成发表了《教会的起源与发展》,为秘密社会的研究打开了大门。此后,萧一山编撰了《现代秘密社会史料》,黄三德撰写了《洪门革命史》,罗尔刚编撰出版了《天地社会实录》,这些都为秘密社会的未来研究奠定了基础。由于秘密社会的参与者主要是农民和下层社会的成员,自1949年以来,他们一直在密切关注农民革命斗争的气氛中受到关注。这一时期对上海刀会、天地协会的起源和组织形式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这一时期的历史学家深受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影响,“深刻认识到要解决历史的根本问题,就必须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唐·常茹)。由于坚持唯物史观,他们获得了分析和观察历史的新视角。当然,在某种程度上,由于特定时代的意识形态要求,他们的研究也有概念化和教条主义的痕迹,如“历史源于理论”。20世纪50、60年代的社会史研究就这样拉开了70年社会史发展的帷幕。然而,这种模式在“文化大革命”的10年里受到了冲击,社会史陷入了沉默。

改革开放与社会史研究的兴起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中国学术界也迸发出强大的活力。另一方面,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标志是冯尔康等学者于1986年10月发起的“第一届中国社会史学术研讨会”和1987年第一期《历史研究》的评论,为复兴和振兴敲响了号角。文章呼吁历史学家拓宽视野,恢复和加强对社会生活发展的研究,将历史的内容回归历史。本文极具吸引力,对社会史研究的复兴具有重要作用。

改革开放后复兴的社会史学界有着强烈的学科建设意识,渴望界定其研究领域,将其与传统史学和史学不同分支区分开来,为社会史开辟一个独立的发展空间。长期以来,社会史的定义、研究对象、研究范畴等问题成为社会史领域的热门话题。

关于社会史的定义,有三种最具代表性的观点:陈旭麓的“通史理论”;乔志强的“特殊历史理论”;赵世瑜的“范式理论”。“通史理论”认为,“通史应该真实地反映过去时代的全貌,通史永远是社会史”。“特殊历史理论”认为社会史是“历史整体发展中经济史、政治史和文化史的第四个基石”。“范式理论”认为社会史“是一种使用新方法、从新角度解释的新面孔史”。在新的研究范式下,任何历史课题都可以被视为社会史作品。“历史变革的目标就是这种社会史”。

至于社会史的研究对象,顾颉刚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有所表述。他在瞿玄英主编的《中国社会历史资料集》序言中说,这本书“涵盖了国民经济、食品、服装、住房和交通的形式,以及一件事和一件事,并不是对一次一个地方的时尚毫无准备”中国社会史之书将会完成,然后那些创造通史的人将会知道除了政治还有其他重要的人物,并扩展他们对整个国家生活的视野。“改革开放后,社会史界除了延续顾颉刚的理论外,还有自己的新理论,或者认为社会史的主要研究对象是社会形态、社会发展和社会结构,或者认为社会史是历史社会阶级、阶级地位和社会生活的研究对象,或者认为社会史应该是历史社会问题的研究对象。

由于“社会”的丰富内涵,如何识别社会史与其他学科,特别是社会学、文化史和民俗学之间的差异和联系,也成为社会史领域的一个热点问题,众说纷纭。

讨论上述问题的目的是寻求能够整合社会史广泛研究内容和主题的概念工具,并建立一个能够被历史学界其他领域广泛认可的学科框架。然而,“当人们对理解历史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核心概念有不同的看法时,很难找到和确定一个综合框架”(在赵世瑜)。因此,关于社会史定义、研究对象和类别的讨论未能达成共识。幸运的是,社会史学者们早就明智地意识到了这一点,指出这些问题是“不可思议和不可思议的”(第一届社会史会议纪要)。在社会历史的最初阶段,“构建太多的体系和框架是不合适的,应该允许一个人具有不一致的个人特征”(王迪)。事实上,正是因为它没有陷入概念上的争论,没有建立起一个固化的体系和框架,它始终保持着边界的模糊,反而赋予了社会史无穷的活力。

关于社会史基本理论的争论虽然难以达成共识,但加深了学者们对社会史基本问题的深入思考。1992年,三部典型的社会史著作同时出版。陈旭麓的《中国现代社会的新陈代谢》以现代化进程为视角,以“新陈代谢”为历史语境,展现了中国现代100年来的巨大社会变革,被誉为新时期“中国乡土历史的标志性文本”。乔志强的《中国近代史》从社会构成、社会生活和社会功能三个部分构建了社会史的研究框架,“成为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初步形成的最重要标志”。张静茹等人的《北洋军阀时期中国社会的变迁》是“立足中国近现代社会史,深化中国共产党历史研究”。1996年,龚树铎主编的八卷本《中国社会通史》出版,“其目的是为确立社会史学科的地位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在社会史的定义上,陈旭麓和张静茹都持“通史论”,乔志强和龚树铎都持“专门史论”。然而,他们并没有坚持概念之争,而是把他们对社会史的理论理解纳入到中国社会历史变迁的研究中,使社会史研究“从理论探讨走向实践操作的第一步”。

改革开放后,社会史学界在理论方法和学科发展的共识上迅速形成了一个学术界。中国社会史学会成立于1987年,出版了《中国社会史研究通讯》。自1986年第一届中国社会史研讨会召开以来,每两年举行一次,形成一个体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和历史研究所、南开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山西大学、南京大学和首都师范大学相继成立社会史研究机构。许多高校开设中国社会史课程,各种“社会史丛书”相继出版。社会史研究终于脱颖而出,其作用逐渐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

走向多元开放的社会史

2000年,周纪明、宋德金、国盈编辑了《中国社会史》一书,汇集了中国社会史领域的一流力量,对改革开放20年中国社会史研究进行了全面总结。“它为中国社会史研究提供了基础、范围和线索”,展示了中国社会史领域的宽容、力量和开拓精神。《光明日报》历史版在报道该书出版座谈会时,用“弘扬过去,开拓未来”一词概括了该书出版的意义。“弘扬过去,开拓未来”四个字也是中国社会史界在新世纪的重要使命。

如果《论中国社会史》更多的是对20世纪末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总结,那么杨念群所呼吁的“新社会史”就指向了未来。新世纪初,杨念群的《空间、记忆、社会转型:新社会史研究论文集》及其著作《中层理论:东西方思想融合下的中国历史研究》相继出版。杨念群指出,“中层理论的建构是新社会史的一个要素”空间、记忆、社会转型:“新社会史研究论文选集”和“每篇文章代表了未来几年中国社会史发展可能采取或借鉴的某个方向”。虽然“新社会史”提出的新概念、新方法、新思想和新框架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融入中国社会史研究的语境,但它们呈现了社会史研究的新模式和建设方向。

2002年8月,一群“问题意识聚集的学者”(见《中国读报》2002年9月3日报道的“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新史学”)聚集在北京香山,参加纪念梁启超“新史学”100周年的座谈会。与会学者关注的焦点有二:一是“社会科学进入历史的意义和局限以及历史的边界和主体性”;二是如何回归中国本土经验,“从中国自身的历史发展模式中寻找理论支点”。对这两大问题的认识正是社会历史深化发展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在总结过去历程的基础上,在新问题意识的指导下,进入21世纪的中国社会史研究有了新的模式和更强的生命力。

社会史的深化发展在非区域社会史中最为显著。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在Xi召开的第五届社会史研讨会为标志,社会史研究的学术关注开始转向区域社会史。本次研讨会的主题是“区域社会与传统中国”。此后,关于区域历史研究的各种学术研讨会相继举行,关于区域社会史的各种著作相继出版。

在区域社会史研究的潮流中,被称为“华南研究”的学术界走在了前列。“华南研究”受到傅一玲、梁钟芳等学者的启发,并受益于与肖夏风、柯大卫等学者的国际合作。这是中国第一次高举“历史人类学”的旗帜。历史和人类学的结合使他们能够对“地区”给出一个全新的解释。“地域”不是一个凝固的“空间”或“场所”,而是一个由长期历史因素积累的历史建构,涉及到地方观念、民族意识形态和制度的互动过程。因此,研究区域历史的角度是地方性和民间性的,但研究者们“最关心的是中国历史乃至人类历史中的普遍性和规律性,而不是地方性的”(正真满族)。这不仅是对“区域社会史”研究范式的重新解读,也是社会史研究范式乃至整个历史研究范式的创新表达。在研究方法上,“华南研究”具有三个特点:在实地发现历史,在实地考察历史中激活思维;从单一的传统文献到民间文献、考古发掘、口头文化等多种多样的材料;多学科、多背景的学术合作将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来自西方教育背景的学者和来自中国大陆的学者聚集在一起,进行高级别学术对话。从事“华南研究”的学者不仅亲自实践了他们的学术思想,而且自2003年以来还举办了十几期“历史人类学高级课程”,对一批青年学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也是区域社会史研究中值得关注的地方。山西大学区域社会史研究是基于乔志强的学习经验。在龙行的领导下,一批学者以水利为切入点,对区域社会的权力结构及其运行、社会组织结构及其运行、制度环境及其功能进行了系统研究。在“走向田野与社会”的目标下,该中心收集了集体化时代山西农村社会基层的数千万份档案,并以此为基础,将集体化时代中国农村社会的研究推向了学术研究的前沿。

社会史深化发展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边界的不断扩大,与其他学科的交叉,以及在新的学术理念下形成新的方向。

社会文化史的倡导者是刘秦致。早在1988年,刘秦致在《社会史复兴与历史变迁——兼论社会史与文化史的共生共荣》一文中就提出了社会史与文化史相结合、相交织的新的研究理念。20世纪90年代初,李昌黎写了一篇文章,明确提出了“社会文化史”的概念,并对其研究内容和理论方法给出了较为完整的定义。199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等联合举办了社会文化史研讨会。1998年,该办公室编辑出版的《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变迁史》是“社会文化史”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进入新世纪后,社会文化史成为社会史研究的热点之一。梁景河主编的《中国社会文化史理论与实践》展示了社会文化史研究的理论探索和日益成熟。在社会文化史的旗帜下,“城市社会文化史”、“概念史”、“文化建设史”、“生活方式史”、“休闲文化史”等新的研究方向不断发展。

社会生活史是社会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冯尔康不仅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发起者和领导者,也是社会生活史研究的领导者。早在1985年,他就在南开大学开设了“中国社会史”选修课,“以生活史为重点”。1990年,他和常建华合著《清代社会生活》,成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生活史研究的先驱。21世纪以来,常建华在坚持南开大学宗族研究学术传统的同时,借鉴了“新文化史”的理论,呼吁重视“日常生活史”的研究,强调“日常生活应该成为文化史、社会史和历史人类学研究的基础”,并强调“日常生活应该更加明确和自觉地作为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基本内容”。2011年至2018年,南开大学举办了七次以日常生活史研究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张国刚的家族史研究和余新忠的医学社会文化史研究也是南开大学“社会生活史”和“日常生活史”研究的亮点。

从民俗学一路展开社会史研究,是顾颉刚开启的路向,然而这一传统曾长期中断。在首届中国社会史研讨会上,冯尔康独具慧眼地指出,初期的民俗学,特别是早期的中国民俗学,就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是社会史的一部分。两者有许多相同的研究内容,都注重社会下层的历史,因此可以参考借鉴。赵世瑜师从钟敬文,景从顾颉刚,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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